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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20-08-21 15:29所屬平臺:學報論文發表咨詢網瀏覽: 次
摘要:謝覺哉一生重視檔案和檔案工作,他首次提出檔案兩步整理論,對我國檔案整理理論和檔案編研工作具有深遠的影響。 同時,他還重視檔案工作和檔案人才的專業化。 謝覺哉的檔案思想是我國檔案學的寶貴財富,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討。 關鍵詞:謝覺哉 檔案整理
摘要:謝覺哉一生重視檔案和檔案工作,他首次提出“檔案兩步整理論”,對我國檔案整理理論和檔案編研工作具有深遠的影響。 同時,他還重視檔案工作和檔案人才的專業化。 謝覺哉的檔案思想是我國檔案學的寶貴財富,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討。
關鍵詞:謝覺哉 檔案整理 檔案工作
謝覺哉(1884-1971),原名謝維望,字煥南,別號覺哉,亦作覺齋,湖南省寧鄉縣人,清末秀才出身,是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延安五老”。 謝覺哉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長期從事新聞、秘書、司法、統戰等黨政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為黨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勛。 謝老“對我國歷史上的文書檔案工作頗有研究,而且對革命根據地政權的文書檔案工作也有豐富經驗。 ”無論是早期的文書工作經歷,還是新中國成立后對檔案工作的關心與支持,他的一生重視檔案與檔案工作,其檔案思想特別是“檔案兩步整理論”影響深遠,至今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作者:寧現偉
一、長期重視檔案和檔案工作
謝覺哉自幼天資聰穎,4歲開始讀蒙館,11歲就讀完了《四書》《五經》。 此后,他不僅廣讀《資治通鑒》等史書和古典詩詞、名著,還大量閱讀了《天演論》《海國圖志》等維新書籍。 所以,1905年當21歲的謝覺哉參加清末最后一次科舉考試并中了秀才后,并不認為是什么榮譽,有感于時局變動的他懷著對黑暗社會的極端不滿,毅然放棄從政,開始了自己的教書生涯。 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謝覺哉的革命意識更加明確,1920年辭去教職,應好友何叔衡的邀請,任改版后的《湖南通俗報》主編,并結識了毛澤東。 1925年謝覺哉加入中國共產黨,終于完成了從封建秀才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 可見,謝老早期的人生經歷,是與文字、書本、報紙緊密聯系的,這些都為他后來重視檔案和檔案工作埋下了種子。
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和大革命失敗后的一段時期里,謝覺哉主要是辦報從事黨的宣傳教育工作。 1926年6月,謝覺哉兼任《湖南民報》主編; 1927年12月與徐特立一起主編中共湖北省委辦的《大江報》; 1928年3月,中央決定由他主編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該刊1930年8月與《上海報》合并為《紅旗日報》; 1931年秋,謝覺哉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擔任湘鄂西省委機關報《工農日報》主編,這已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主編報紙。 1933年5月,謝覺哉到達中央蘇區江西瑞金,擔任中央政府秘書長等職,1934年10月參加長征。 紅軍到達陜北后,謝覺哉擔任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內務部長兼秘書長。 從此,謝老與文書檔案工作緊密聯系在一起。 謝老豐富的辦報經驗和長期的文字工作,無疑為他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重視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謝老雖然沒有直接從事檔案工作,卻始終關心和支持檔案工作。 正如曾三同志所言:我們今天的檔案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都包括謝老和其他許多老同志的心血在內。 謝老任內務部長期間經常到內務部檔案室了解情況,查看庫房管理情形,鼓勵檔案工作者安心工作,親臨指導并與部里的文書檔案人員座談,要求大家做好檔案工作,還對文書處理工作和檔案工作做出具體指示。
此外,謝老日常工作中也非常重視檔案工作,他指示辦公廳要寫大事記,把做過的工作都記載下來。 1959年6至9月,全國檔案資料工作展覽會在北京舉辦,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謝覺哉和中央部門其他負責人一起參觀了展覽。 10月,中央檔案館正式開館,周恩來總理題寫館名,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楊尚昆、楊獻珍等參加了開館典禮。 文革時期,重病在身的謝老擔心自己辛辛苦苦寫下的日記被抄去,就和老伴王定國商量,把日記的手稿藏在家中大沙發的坐墊下,他自己就睡在那張大沙發上。 后來,《謝覺哉日記》出版,成為研究黨史的重要檔案材料。
二、首次提出“檔案兩步整理論”
“檔案兩步整理論”是1959年6月3日謝覺哉在全國檔案資料先進經驗交流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來的。 謝老說: “檔案工作是一個偉大的有悠久性的工作。 它是把我們國家社會各個方面的政治斗爭的事實和經驗,生產斗爭的事實和經驗,記錄下來,保存起來。
頭一步,把這些材料有條不紊地收集起來。 說有條不紊,就是把它的內容加以分析,分類整理成卷,成為有系統的材料,即所謂史料。 第二步,就是從這些材料里邊抽出好的來編成書。 僅只有第一步工作是不夠的。 因為檔案有這么多,不可能都去看,不去看就得不到利用,它必須接著有第二步工作,在這里邊抽出一些東西來,供各個地方,各個人去閱讀,去看。 國家無論哪個方面發生什么事,檔案工作者可隨時提供材料。 ”如裴桐同志所言,謝老在這次講話里生動地描述了我國檔案工作發展的歷史,概括地總結了我國檔案工作的優良傳統,并且指出我們今天檔案工作的基本做法。
裴桐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這種基本做法——謝老的“檔案兩步整理論”,指出:檔案的兩步整理工作,第一步整理所解決的是檔案文件的系統化和根據系統化的次序,把檔案文件登記編目,為安全保管和查找使用奠定基礎,這種整理工作的原則是盡可能保持檔案文件產生的歷史聯系。 第二步整理是對檔案內容所包含的材料的整理,這種整理應當按照黨政領導和科學研究一定的客觀需要來進行,是為黨政領導和科學研究準備的歷史資料。 但這兩種整理工作也具有一致性,這就是它們都是為了便于檔案的提供利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原則指導之下進行的檔案整理工作的兩個過程。
謝老首次提出“檔案兩步整理論”,裴桐發展和完善了“檔案兩步整理論”,使其更加成熟。 不難看出,謝老的第一步整理要求首先要做到有條不紊,成為系統的材料,即檔案實體的次序性整理,同時注重檔案內容的分析,開展史料的編纂。 第二步整理是為了更好地滿足更多利用者的需求, “抽出好的”即符合客觀需要的, “編成書”即進行檔案文獻編纂和專題研究。 這對檔案文獻編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編研結合,提供更高層次的檔案服務。
相比之下,裴桐的論述更加明確了第一步整理和第二步整理的分工,并進一步探討了二者的區別與聯系:第一步整理是檔案實體的次序性整理,主要解決保管問題,同時兼顧方便查找使用; 而第二步才是檔案信息的內容性整理,即按照客觀需要開展編研工作,滿足利用需求。 不過,二者共同構成檔案整理的過程,并且目的一致,都是為了便于檔案的提供利用,但無論如何,謝老的首創之功不可磨滅。 一方面,“檔案兩步整理論”不僅是建國后首次把檔案整理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同時也蘊含了檔案信息(內容)整理的萌芽,對我國檔案整理理論從實體整理到信息整理的演變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第二步整理必然要求開展檔案文獻編纂和更高層次的研究工作, “檔案兩步整理論”也因此“為檔案文獻編纂工作的存在和發展奠定了檔案學理論基礎”。
三、重視檔案工作和檔案人才的專業化
謝老博學多聞,是著名的學者,熟知我國文書檔案工作的歷史和傳統,又負責過革命根據地政權的文書檔案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深知檔案工作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專門工作,需要有專人負責。 但戰爭時期各方面的條件有限,檔案工作很難做好,建國后有了國家檔案局的統一領導,檔案工作應盡快納入專業化的管理軌道,只有這樣才能又快又好地發揮更大的作用。 謝老任內務部長時,就曾對部里檔案室的工作人員說過:文書處理和檔案工作是一門專業,這門學問應該好好地學,如果檔案搞不好,會影響當前的利用。
同時,只有工作搞得好,才能使未來的人能夠看到今天的記錄,研究問題,做好工作。 1959年6月3日,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謝老在全國檔案資料先進經驗交流會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搞檔案工作不是一件小工作,它關系我們人類歷史的成就怎么樣傳到后代去,怎樣把它發揚。 要把檔案里邊的東西來供今天使用,幫助各項工作順利進行,就需要很多的專門人才長期來搞這項工作,而不是今天搞一下或者搞一年兩年。
同時,謝老還指出檔案工作者要經常學習各種常識和專門知識,希望檔案工作者能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學者。 謝老不僅對檔案工作和檔案人才提出了專業化的要求,還認識到檔案工作的長期性、穩定性與檔案人才專業培養與全面提高的復合型發展之路,其遠見卓識對處于信息時代的檔案工作者仍不失指導意義。
綜觀謝老的檔案思想和實踐不難發現,其服務意識貫穿始終。 謝老明確指出:封建時代的檔案工作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為保持剝削制度服務的,而我們的檔案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 封建時代的檔案很少記載人民的事,而我們應該把社會主義各個方面所形成的檔案都保存起來。 即便現在看來,謝老有關檔案工作的真知灼見仍不過時,對于我們今天的檔案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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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謝老的檔案思想和實踐還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其夫人王定國。 王定國曾向謝老家鄉一一寧鄉縣文史檔案局捐贈了自己珍藏多年的謝老革命文物檔案和自己手書的《錄謝老詩》100首; 2009年,已是96歲高齡的王定國回到家鄉營山縣看望檔案工作者,勉勵大家: “要淡薄名利、無私奉獻,好好管護這些寶貝,把檔案的重要作用充分發揮出來”,并題寫了“存史資政”四個大字。 謝覺哉和王定國這對革命伉儷,不僅為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巨大貢獻,還時刻關心我國的檔案工作,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謝老的檔案思想和理論更是一筆豐厚的寶貴財富,將永遠載入我國檔案學史冊遺惠后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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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謝覺哉.我們要重視檔案工作做好檔案工作——1959年6月3日謝覺哉同志在全國檔案資料工作先進經驗交流會上的講話[J].檔案工作,1984 (3):3-5.
[5]裴桐,檔案館檔案的整理和研究[J].檔案工作,1964 (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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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覺哉的檔案思想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