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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20-05-07 17:17所屬平臺：學報論文發表咨詢網瀏覽： 次
摘要：通州位于京杭大運河的北端，自運河開通以來便成為最繁忙的漕運區域。由此形成的以運河文化為主的文化遺產為重要運河文化遺產地�，F通州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與河北雄安新區共同形成北京新的兩翼，其文化建設在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中占重要地位。對
摘要：通州位于京杭大運河的北端，自運河開通以來便成為最繁忙的漕運區域。由此形成的以運河文化為主的文化遺產為重要運河文化遺產地�，F通州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與河北雄安新區共同形成北京新的兩翼，其文化建設在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中占重要地位。對運河文化遺產的梳理和規劃是文化建設的重中之重，如何保護好、利用好文化遺產是目前推進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的一大問題。把握好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遺產的整體特質，制定適宜的相關文化遺產保護對策是解決當下北京城市副中心問題的重點。
關鍵詞：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遺產;大運河;京津冀協同發展
通州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處于北京中軸長安街東延長線與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擁有豐厚的運河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遺產不僅是歷史文化的重要遺存，對整個城市建設也有著重大影響。隨著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的不斷推進，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面臨著眾多挑戰。因此，北京城市副中心應關注文化遺產的整體特質，加大保護和傳承力度，以實現千年歷史文化與現代城市文化的對接。
一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遺產的整體特質
(一)水系文化、漕運文化及其整體性衍生功能
通州城市的發展離不開運河，而運河興起的基礎是水系發達。通州境內分布有北運河、通惠河、潮白河、涼水河、蕭太后河等河流，總長245.3公里。流動的運河水為通州百姓提供用水、承擔物資運輸、營造通州特色景觀。運河兩岸除了美景還有豐富的文化遺產，據2012年發布的《大運河遺產保護規劃(北京段)》文本目錄統計，北京大運河物質文化遺產有40處，其中17處位于通州，包括1處通惠河故河道、1處燃燈佛舍利塔、8處橋梁碼頭遺址、2處倉庫遺址、5處建筑古遺址。此外，通州還留下眾多與運河相關的地名遺產，包括碼頭、橋梁、屯廠地名等。
漕運文化是通州運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元朝時，通州便已成為重要漕運節點。明清兩朝，江南的物資大都云集于通州，漕運出現“漕艇賈舶如云集，萬國梯航滿潞川”[1]的盛景，每年有幾百萬石漕糧經通州的土壩改兌漕糧轉運入通倉，再由石壩碼頭正兌漕糧轉運入京倉。明代在石壩碼頭上建有石壩公館，石壩公館以南有石壩掣斛廳，清代時石壩掣斛廳移至石壩公館。石壩東南還建有大光樓，俗稱“驗糧樓”，是作為戶部驗糧官員辦公、休息之所。
大光樓不遠處有一祖斛廟，當地又稱斛神廟，“斛”為官方統一的量米用計量單位。斛神廟內原有一張鐵質的“祖斛”最能突顯此廟與運河漕運的聯系。此外通州運河兩岸還留下與漕運相關的許多倉儲地名遺產。比如現在通州沿用的與古倉儲遺址密切有關的命名——中倉街道、新倉路。通州地區還有信奉漕運神仙的的習俗。通州原有兩處供奉海神媽祖的廟宇，一座位于里二泗的佑民觀，一座位于通州北城的天后宮。同時，對倉神的信仰，是通州運河區域的特色。倉神廟宇原設立在通州倉儲衙署附近，百姓經常來此祭祀以保糧倉平安。
通州豐富的水系文化與漕運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對通州地區傳統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而衍生出獨具特色的通州文化。通州“祭壩”即“開漕節”正是水系文化和漕運文化共同作用的代表產物。“祭壩”是運河轉運漕糧過程中誕生的一種古老習俗，每年定期在石壩舉行祭祀典禮，祭祀的主要對象為明嘉靖七年(1528年)疏浚通惠河工程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祭壩表示對吳仲等人修浚運河的感激，還有慶祝首批漕糧運至通州之意。祭壩不同于民間廟會，不僅是通州百姓，朝廷官員尤其是漕運官員也要參與其中。
祭壩時，中央掌漕官員和通州地方官吏都親臨現場，主持儀式。祭壩環節中有兩項內容值得注意，一是“請壩神”，二是“巡壩”。“壩神”由五閘的閘夫或者壩頭的扛夫扮演，“請壩神”用意是希冀以后漕糧運輸都受到壩神保佑。“巡壩”則是由專人扮演明代官員，再現當年吳仲治理通惠河的故事。在祭壩中疏浚運河和漕糧運輸是貫穿始末的兩大主題，開漕節作為通州特色節日飽含有運河水運文化和漕運文化，是在這兩種文化背景的交織下形成的。
(二)水脈與文脈的整體性關聯
元明清時通州段運河以漕運功能為主，故而水脈功用更為明顯。隨著清末鐵路事業的發展，運河漕運功能逐漸沒落，其文脈價值得到突顯�，F通州段運河以文脈價值為主，形成了獨具運河特色的文脈精神文化。元代以前通州教育鮮有史料記載，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時期，通州教育資源得到很大提升，逐漸形成了以貢院為考試場所，以文廟(學宮)、書院、義學、私塾為主要機構的教育體系。
明清時期對于地方學宮生員有人數限制，按照清嘉慶年間的標準，通州州學的定額大大超過其他同等級地域應有配額。明清時期通州有通惠書院、雙鶴書院、潞河書院、楊行中書院、聞道書院。通州的義學和私塾同樣在明清時期得到發展，到了清末通州共有36所義學、私塾。依托運河水脈，進行的思想學術交流南北文人也是通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元代以來眾多的俊杰英才匯集通州，他們沿著運河或述職赴任，或游歷趕考，或致仕歸隱，帶來學術上的新思想，使通州成為學術思想交流與傳播的平臺。明代思想家李贄曾客居通州寫成《續藏書》;清代時則有考古成就卓著的通州才子劉錫信;民國時期更是涌現出李德全、張克俠、費起鶴等投身革命的杰出人物。
20世紀50年代以來，文學方面又出現以劉紹棠、房樹民、李希凡等為代表的作家、評論家，通州被稱為“作家之鄉”。此外，通州口耳相傳的文學作品也能說明水脈與文脈的緊密聯系。比如，在通州運河風物故事“大運河的傳說”中有一百余篇故事傳說，雖然故事所用題材各不相同，但都是以運河水為背景展開敘述，體現了通州人民群眾的非凡創造力。
二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遺產的獨特性與整體性
(一)北京城市副中心“一線串四區”的文化架構
通州作為京杭大運河北端，是運河文化遺產重地。“一線”是指以通州段運河區域為主線，“四區”指通州古城區、張家灣古城區、漷縣古城區、路縣故城遺址區。“一線串四區”即以大運河文化帶保護傳承利用帶動通州古城、張家灣古城、漷縣古城、路縣故城的歷史資源、生態資源、旅游資源等文化要素，推動北京城市副中心由“地理空間”邁向“文化空間”。
通州古城區為運河文化核心區，留下許多文化遺存。不僅有與漕運直接相關的地名遺產和倉儲遺址(中倉遺址、西倉遺址)，還有古塔、寺廟、古橋、會館，形成以“三廟一塔”為中心的文化遺產區。“三廟”指文廟、佑勝教寺、紫清宮，分別代表儒家、佛教、道教。它們呈“品”字形布局，雖然教義不同，但是在古城運河邊互為緊鄰，和諧共存已有400余年。“一塔”指燃燈塔，此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歷史，因為運河行船人時常憑借能否看到此塔來判斷距離通州的遠近，故清人王維珍詩言“無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認通州”。
[2]通州民間也流傳一首歌謠“先有通州塔，后有通州城”。[3]“三廟一塔”周圍還分布著明代思想家李贄墓、通州城墻遺址。明清時通州商業繁榮，各地商人集團紛紛在此建立商業會館、銀號。晉翼會館現有四通碑記遺存，記述著當年會館的興盛。通州的永通橋因西距通州西門八里又名八里橋，是京津水路咽喉。為了不阻礙漕船航行，八里橋的中孔建造的高聳能夠讓運糧的帆船直接穿梭，所謂“八里橋不落桅”正是指此。
張家灣古城區建于元代，張家灣得名就與漕運有關：“州南十五里，以元萬戶張瑄督海運至此而名。”[4]張家灣古城現存通運橋、張家灣碼頭以及張家灣城墻遺址等50多處歷史文物遺跡。其中張家灣碼頭是大運河文化帶中的一大重要遺產。元代郭守敬成功開通北京至通州張家灣的通惠河河段后，漕運碼頭就遷到張家灣城東。“自潞河南至長店四十里，官船客舫，駢集于此，弦唱相聞，最稱繁盛”，[5]有“大運河第一碼頭”之稱。
明代北京皇家建筑所用的建筑材料如木材、花斑石等在到達北京城前都是先在別地儲存，因此形成了幾處專用碼頭。當中最具影響的就是皇木廠，通州歷史上有兩個皇木廠，一個在張家灣鎮，一個在永順鎮�！都t樓夢》作者曹雪芹也與張家灣有聯系，曹家曾在張家灣開設當鋪。曹顒在給康熙的奏折上說:“奴才到任以來，亦曾細為查檢所有遺存產業: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鮮魚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畝，張家灣當鋪一所，本銀七千兩。”[6]
《紅樓夢》中對十里街、葫蘆廟、花枝巷的描寫，據傳原型就在張家灣。通州張家灣還是北京地區安葬琉球使者的主要場所，葬有琉球國派遣過來向清朝進貢的官員和來京學習的14名官生。張家灣琉球國墓不僅是大運河段的一處重要歷史遺存，同時也是中琉友好交往的見證。
漷縣古城位于運河西畔，屬通州區東南部，為運河文化外延區。漷縣古城內沿著城墻有一護城河，連通北運河、港溝河、蕭太后河。古城東西南北各有一處城門，城內外分布著“四臺八廟七十二眼井”。相較于通州古城和張家灣，漷縣的歷史遺跡遺存較少，重要的有大運河滾水壩遺址、漷縣東門橋等。
漷縣大運河滾水壩為清代所建，距今已有近200年歷史，這座水壩遺址的發現填補了從通州到天津段水利設施記載的空白，對于整個大運河段具有重大意義。漷縣東門橋位于漷縣水庫的港溝河上，建于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因位于漷縣東門外故得此名。東門橋至今仍在，1985年被定為通縣文物保護單位。此外，漷縣政府致力于對州衙、城隍廟、甘泉寺等景觀建筑群進行復原建設，旨在追溯漷縣古城的歷史文脈。同時通過整合漷縣內多處文化遺存，著力恢復漷縣八景，優化漷縣區域格局。
路縣故城遺址區是通州歷史最早卻被發掘最晚的一個古城片區。2016年12月，在副中心行政辦公區西北3里地左右的地方，發現了一座完整的路縣故城遺址。經過挖掘發現戰國至明清時期墓葬4000多座，窯址165座、灰坑1096座、房址45座、水井155口、道路21條。此外還有金代塔基6座、明清時期的寺廟基址1處、明清時期的大運河故道1處等，共出土銅、玉、瓷器等重要文物1萬余件。
可以充分證明通州自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就有大量人口居住，這里便是通州文化的起源之地，更是北京歷史文脈延續的活化石。2017年1月9日，經市政府批準，對路縣故城城址進行整體保護，將城墻、城壕及城內區域劃為重點保護地區，建立考古遺址公園，并配套設立博物館，逐步開展科學的考古工作。路縣故城文化遺產保護不僅北京城市副中心歷史文脈延續的“活化石”，對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也有著深遠、積極影響。
(二)運河物質遺產與非物質遺產的緊密呼應關系
通州物質遺產與非物質遺產共同組成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整體，賦予了通州開放包容的文化特征，同時也是通州“通”的文化精華之所在。“在歷史或現今時期在運河發生發展過程中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的城鎮村落、商市街區、建筑園林、石刻墓葬等屬于運河相關物質文化遺產，戲曲歌舞、民俗傳說等屬于運河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二者均是大運河遺產本體構成要素，是運河遺產保護主體。”[7]大運河文化帶中物質遺產與非物質遺產在地理上形成了一定的呼應關系，通州段運河沿線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通州佑民觀與里二泗高蹺會等民俗性非遺項目之間的聯系。
佑民觀位于張家灣鎮里二泗村，在北運河河道東移之前，因其地理位置臨近運河，南來漕船上的漕運官員和漕丁經過此處時都會下船進觀祭拜。佑民觀的牌樓上正面懸掛牌匾，寫有“敕賜佑民觀”和“古跡里二泗”，背面則懸掛寫有“保障漕運”的匾額，足見佑民觀與漕運的密切關系。而佑民觀中有一立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石碑，陽面碑額書“金花圣母”四字，觀中供奉的“金花圣母”兼具保漕的功用，也表明佑民觀與運河漕運相關。
現在佑民觀每年春節以及農歷正月十五至三十都會開設廟場，屆時廟內廟外人頭攢動，商賈云集，攤位上會出現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商品，當中涉及的非遺項目有“面人湯”面塑、通州大風車、團花剪紙等。佑民觀廟會上還有精彩的集會表演，通州非遺項目里二泗高蹺會和里二泗小車會都是參演的必備節目。佑民觀、廟會、各類非遺項目組合在一起表現出運河物質遺產與非物質遺產的呼應關系。佑民觀為廟會提供舉辦地，廟會則為非遺傳承人提供了展示、銷售非遺產品的空間，也讓更多的人接觸到不同非遺項目的魅力。而非遺項目對廟會也相應提升文化價值，增加了游玩樂趣的作用。
三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生態與自然生態的整體性關聯
(一)古今同輝的文化生態保護
通州地處北京東部，是北京東西軸線、大運河上的重要節點，自西漢建置以來至今已有2200多年，在不同歷史時期都留下文化印跡�！侗本┏鞘锌傮w規劃(2016年-2035年)》指出要“遵循中華營城理念、北京建城傳統、通州地域文脈，建設古今同輝的人文城市，深入挖掘、保護與傳承以大運河為重點的歷史文化資源”。從目前的保護狀況來看，自大運河申遺成功后，北京城市副中心對運河的保護取得了成果。在加深挖掘通州文化價值的同時，使運河文化逐漸深入人心。成果之一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對延芳淀濕地工程的開展，這有利于重塑古城風貌，創建古今同輝的文化氛圍。
延芳淀位于今通州的漷縣，因其景色秀麗，蓮菱飄香又為水域寬闊的淀泊，故得名延芳淀。遼代時曾為皇家苑囿，作為遼朝皇帝舉行春捺缽的地點，所謂“捺缽”即遼朝皇帝一年四季到不同的地區進行巡幸和行獵。據《遼史》記載:“遼每季春，弋獵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陰鎮，后改為縣。在京東南九十里。”[8]到了金代延芳淀水面略有縮減，元代時延芳淀水域縮減為四塊互不相連小水面，清代許多百姓在延芳淀開荒種田，清代中期延芳淀的湖泊已經完全消失。從水域廣闊到完全湮廢，延芳淀經歷了滄海桑田的變化。盡管延芳淀的湖泊已經變為陸地，但當年“水鳥億萬成群”的歷史記憶卻一直被通州百姓銘記。目前，延芳淀濕地公園還在建設中，建成后將再現“天下第一皇家濕地”，給人們帶來濕地優美生態環境。
(二)藍綠交織的自然生態涵養
北京城市副中心為落實習近平同志“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要高度重視綠化、美化，增強吸引力”重要講話精神，對城市綠色空間規劃秉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規劃思想上將綠色園林理念與城市生態建設融合在一起，打造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麗家園。城市副中心一直重視運河區域的自然生態保護，“城市綠心”是城市副中心“一帶、一軸、多組團”空間結構的重要節點，總面積為11.2平方公里。
根據城市副中心的規劃通州區綠地系統核心指標顯示，2017年通州區森林覆蓋率為29%，2020年要增長為33%，2035年增長至40%;人均公園綠地占地面積，2017年通州區人均為13平方米，2020年要增長為人均18平方米，2035年增長至人均30平方米;公園綠地500米服務半徑覆蓋率2017年為80%，2020年要增長為90%，2035年增長至100%。
而城市副中心綠色空間規劃除了對自然環境堅持高標準定位，還立足于發揚和傳承通州歷史文化，將對自然景觀的恢復與歷史場景結合。接下來城市副中心將在“通州老八景”“漷縣八景”“文昌閣十二景”的基礎上結合改善的自然環境，提出通州新景觀。例如漷縣八景當中“遠浦飛鴻”“春郊煙樹”“長堤回燕”“晾鷹舊臺”四景，就能依托自然環境建設或者文化遺址保護再次重現。將現代自然生態建設配合古代舊景概述，不僅體現出自然生態涵養，更凝煉了當地歷史文化。
(三)水城共融的城市生態營造
通州介于兩大沖積扇之間，靠近潮白河，為多河富水的區域，匯集了潮白河、涼水河、潞河、蕭太后河等13條河流。通州的城市發展在歷史上一直與水密切相關，張家灣遼代時就開始作為通州水利系統中的重要港口發揮其轉運功能。貨物通過香河縣進人白河，到達張家灣后再通過蕭太后河抵達南京(今北京)。金代通州下轄潞、三河二縣，這一時期通州城市以太倉所在街道為核心的布局已經基本形成。到了元代通惠河的疏浚和北運河的改道是重要水利事件，這一時期，受周邊自然環境和人工河道的影響，兩河交匯處的元代通州舊城整體呈“南方北尖”的形態。
明朝明成祖遷都北京，由于這一時期通州人口的恢復，城市向西側擴張，通州舊城的西門外修建了新城。新城的形態主要受運河碼頭分布的影響，因為越靠近碼頭的人員越密集且方便商家進貨，因此城市形態呈現出“西窄東寬”的形狀。至清時，運河漕運發展到頂峰，城市形態基本維持明朝時“西窄東寬”布局�，F在通州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將建設為濱水宜居新城，將“五河交匯”處定位為新城發展核心區，整體呈現“中間寬，南北尖”的城市格局。
同時開展對北運河、涼水河、蕭太后河等7條河道的治理以及水岸生態景觀的改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指出：“保護歷史地區并使它們與現代社會生活相結合是城市規劃和土地開發的基本因素。”[9]城市副中心水城共融概念的提出正是為通州城市生態建設找到新出路。如今在尊重通州段運河的歷史文化和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健康、協調、可持續的水城共融的城市生態正在一步步實現。
四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遺產的保護對策
(一)突出城市副中心漕運文化遺產價值，講好漕運故事
2017年2月，習近平同志在視察北京市通州區時強調：“深入挖掘以大運河為核心的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大運河是運河沿線所有地區的共同責任，北京要積極發揮示范作用。”通州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又為京杭大運河漕運進京最后一站的中轉站，更應該重視挖掘漕運文化遺產價值。通州段運河漕運價值的獨特性體現在：一是明清時期朝廷就對通州段運河給予了特殊關注。通州知州、州判作為地方行政人員除處理地方民事與刑事外，還必須承擔通州段大量的漕運事務。二是通州糧倉具有“天子糧倉”的地位，明代孫承澤曾言：“京倉為天子之內倉，通倉為天子之外倉，淮、徐、臨、德置外，所以備兇旱以防不虞也。”[10]
而通州倉的興衰從某種程度上能反映出明清王朝的興衰，在王朝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運道暢通的情況下，通州倉不但倉廩豐盈，還能發揮出較高的運輸效率;反之則表現出儲藏不足，運輸遲緩。三是通州運河岸邊標志性建筑——燃燈塔。京杭大運河有著名的“運河四塔”，分別為通州燃燈佛塔、臨清舍利塔、揚州文峰塔、杭州六和塔。
通州燃燈塔在京杭大運河中有著特殊地位，處于運河最北端，作為大運河最后一站的標志，不僅是佛教建筑，還起著航標的作用。四是通州的永通橋(又名八里橋)，永通橋與杭州的拱宸橋分處運河南北兩端，形成呼應。城市副中心要發揮大運河文化帶示范性作用，聚焦于漕運文化，講好漕運故事，突出漕運文化遺產價值是關鍵一步。
(二)打造保護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遺產的三位一體“通州模式”
2017年6月，習近平同志對建設大運河文化帶作出重要指示：“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流動的文化，要統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啟動三位一體“通州模式”為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運河文化提供了一個解決思路。所謂三位一體“通州模式”，即以運河文化為主體，通過政府主導、市場調節、市民參與的方式保護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遺產。
政府主導——政府在城市副中心文化遺產保護中擔任著重要的角色，具有領導作用。哪些文化遺產應該被保護，如何對不同類型的文化遺產加以保護，應制定實施什么樣的文化遺產保護政策，預期效果如何，其關鍵點就在于政府如何作為。但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對文化遺產進行規劃前，要對目前文化遺產的歷史淵源以及現存情況有一定的了解。這就需要專家介入，依據專家對文化遺產相關情況的梳理再結合城市副中心對自然景觀、區域經濟環境等城市資源的合理配置，制定相關文化法規，將文化遺產保護納入城市副中心建設總體戰略規劃中。
市場調節——曾經的通州商貿之繁榮連隨朝鮮使節團來華的使者都感慨：“自天津衛會于張家灣，天下船運之物皆湊集于通州。不見潞河之舟楫，則不識帝都之壯也。”[11]但自清末漕運衰落以后這種景象再難以看到。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結合運河文化與產業發展，新興的運河文創產業將成為城市副中心發展的新經濟元素。
例如宋莊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就因聚集相當數量的當代藝術家而一舉成為中國當代藝術以及藝術產業發展的象征。駐足宋莊的藝術家以通州運河文化遺產為靈感創作，形成獨具特色的商業品牌。在打開市場的同時也宣傳了通州的文化遺產，讓更多的人加入到保護文化遺產的行列中來。另外以出版發行為主導產業的臺湖鎮國際圖書產業結合通州文化遺產，將更有利于增強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對周邊城市文化的影響。
市民參與——市民既是文化遺產的享有者，就應成為文化遺產的保護者。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是一項長久而艱辛的工程，不能光靠政府。市民作為傳承、保護文化遺產的基礎力量，能夠推動文化遺產整體保護工作的有效進行。市民的參與表現在對物質文化遺產的愛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積極參與有關文化遺產保護的聽證會、專家座談會等與遺產管理關系密切的活動。市民的參與在保證文化遺產管理科學性的同時，也有助于加深公眾對于當地運河文化的情感認同。因為市民生活區域與遺產區域的重疊，市民能夠對涉及文化遺產保護規劃工程的開發進行監督。市民在監督中看到的各種問題，比如文化遺產的各級管理部門和工作人員的工作不負責、資金使用不妥當等問題都能及時反映。
(三)塑造北京城市副中心運河為魂、聯結四方、生態宜居、智慧生活的文化形象
近年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發展建設工作大幅推進，生態環境逐步得到改善，運河兩岸景觀綠化面積近萬畝。城市內土地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整治等項目加快實施。但在面對文化景點分散，歷史資源零散等問題時，城市副中心還需作出新的文化戰略部署。塑造通州運河為魂、聯結四方、生態宜居、智慧生活的城市文化形象，可以為建設城市副中心打通歷史文脈、交通動脈、生態水脈、數據通脈。通州城市文化的核心是運河文化，挖掘運河遺產資源，塑造城市副中心文化形象首先要突出以運河文化為魂的城市形象。
以運河文化為歷史根基，繼承運河文化精神，同時將文物保護、非遺傳承和城市景觀設計有機融合是塑造通州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文化內涵的重要步驟。謀求歷史文化和現代文明的交相輝映，打造運河文化產業基地，使歷史文化遺產與當代文化藝術相結合形成新時代運河文化，有利于打造城市副中心人文“一翼”。
城市副中心的地理位置西臨主城朝陽區、大興區，北與順義區相接，東臨河北省三河市、大廠回族自治縣、香河縣，南與天津市武清區、河北省廊坊市交界。從地理位置上看通州是聯結四方的交通樞紐，也是面向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的重要節點，可以借由交通打造城市副中心協同京津冀發展的“一翼”。而協同發展的第一步就是加大城市副中心與北京主城區、天津、河北廊坊北三縣間的關聯度。強化城市副中心與中心城的交通聯系，合理安排與周邊區域公路網的銜接關系，可以構建聯結四方的交通走廊。
城市副中心的發展一直堅持以人為核心，所以強調生態宜居也被看作是城市建設的重要一環。所謂“生態宜居”是指以自然生態和城市生態為出發點建設和諧家園，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城市副中心近年來十分重視自然生態恢復，對濕地使用進行了合理規劃。城市副中心致力于依托多河富水生態，通過挖掘大尺度的綠化建設空間、抓好大氣污染治理、提升居民區綠化標準等方式讓綠色成為城市副中心底色，進而打造生態魅力新城。
“大城市病”是城市在發展中忽視規律，盲目建設的結果，往往表現為城市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等。城市副中心設立的直接原因就是要緩解北京“大城市病”。所以建設城市副中心宜居環境一方面要全面提升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和運行效率，打造國際一流的設施服務環，另一方面要未雨綢繆，將城市病防范于未然，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特別是軌道交通。堅持低密度建設，解決好職住平衡的問題，整體提升老城品質，增強群眾獲得感。
“智慧生活”即采用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清潔能源、綠色建筑等技術大力建設數字城市，給居民帶來智慧生活。以舒適宜居為標準，注重發展生態科技，建設宜居新城。新時代是數據時代，城市副中心打通數據共享，各類城市大數據從空氣質量監測、共享單車使用率到路側停車收費，都可一目了然的實時共享。工作人員可以根據及時掌握的城市大數據分析異常情況和預警。
通州運河段沿線擁有美麗的運河景觀、眾多的歷史遺跡、豐富的文化內涵，它們展示出通州悠久歷史文化價值的同時也為城市副中心注入發展能量。重視文化遺產并不意味放棄現代化城市建設，要建設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應注意處理好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和城市現代化發展間的協調關系。城市副中心實行生態建設為協調兩者提供了最佳解決方案。生態建設通過整合自然資源、文化資源，活化文化遺產建設成果為城市發展的動力，推進其現代化發展進程，最終給城市副中心建設畫上圓滿句號。
文化方向論文范文：青海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傳播平臺構建思考
摘要：文章對青海省目前的國家級和省級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進行了統計，并從認知、弘揚、發展、傳播、數字化等方面設計了問卷調查，詳細了解了青海本地居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資源的整體認知狀況、傳播渠道以及對當前保護措施的滿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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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遺產的整體特質與保護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