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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04-20 15:51所屬平臺:學報論文發表咨詢網瀏覽: 次
摘要:基于第二次和第三次經濟普查的數據,以郵區為基本空間單元,從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微觀視角實證分析了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空間格局演變及這一過程的影響因素。研究認為,在市域范圍內,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分布具有顯著的集聚特征,以城市中心為原點
摘要:基于第二次和第三次經濟普查的數據,以郵區為基本空間單元,從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微觀視角實證分析了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空間格局演變及這一過程的影響因素。研究認為,在市域范圍內,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分布具有顯著的集聚特征,以城市中心為原點,隨距離增加集聚程度先升后降;兩次經濟普查期間呈現向心集聚的發展趨勢,但總體集聚度有所減弱。進一步地,距離最近地鐵站的距離、距離機場的距離、到中軸線中心距離等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具有重要的負向影響,路網密度以及距離制造中心的距離的作用較弱;政策新區和發展區規劃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具有重要的正向影響;集聚水平對當期的集聚影響較大,以上因素共同決定了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圈層+極化”的空間布局。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從影響因素著手,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集聚區位、集聚過程等進行科學引導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第二次經濟普查,第三次經濟普查,空間集聚
1引言
生產性服務業是城市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的主導產業類型,是城市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由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動,西方發達國家的區域中心城市產業升級步伐較快,多數城市在20世紀中期已經實現了以服務業為主導。北京市是我國重點發展的五大全球職能城市之一①,近年來,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迅速,2013年北京市成為全國首個生產性服務業規模破萬億元的城市,目前該產業規模占首都經濟總規模的50%以上,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及其空間結構的演進具有代表性,是探尋和認知世界城市發展規律的突破口。
對生產性服務業空間分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指標模型的應用測度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程度和集聚特點,二是分析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因素。一般認為,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區位選擇具有地理集中性[1],其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與集聚經濟密切相關[2]。近年來,隨著服務業在國民經濟所占比重逐漸增加,服務業的地理空間集聚逐漸引起我國學者的關注。
張文忠[3]分析了大都市區生產性服務業區位選擇的特殊性,相關實證研究也證實了生產性服務業的區位選擇特點,主要文獻包括趙群毅和周一星等[4]對北京,閻小培等人[5]對廣州的研究等。實證研究應用的主要模型包括地區專業化指數、區位熵、空間自相關、平均集中率、空間基尼系數、赫芬達爾指數、EG指數等。
生產性服務業研究已成為我國經濟地理學的新方向[6],對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空間集聚影響因素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將政策因素作為外生變量,分析在既定政策框架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或從業人員)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另一類是將政策引致的因素模型化處理,將其作為內生變量納入模型中,考慮不同政策實施下的區位選擇影響因素。
前一類文獻研究涉及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人均GDP、第三產業增加值、城市化率、經濟發展水平、人才聚集度[7];勞動力池、資源稟賦、知識溢出[8];以及工業發展水平、基礎設施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科技水平、對外開放程度等[9]。后一類研究文獻主要將政策因素內化為政府作用[9],有研究認為政府在影響生產性服務業發展過程中,初期作用力較強,之后會逐漸減弱[10]。
通過文獻梳理可知,一方面,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測度是產業空間分布特征分析的切入點,基于此,數據的精細化程度以及相應模型的選擇是結論科學性與否的關鍵。另一方面,對于影響因素的分析,已有文獻多以城市為研究的空間單元,判斷城市整體經濟發展、資源要素情況等對該產業集聚的作用程度和方向,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用來分析不同城市間的產業發展差異,但對城市內部生產性服務業“非均質”的空間分布特征缺乏解釋力。此外,根據2015年頒布的統計標準,生產性服務業內涵的界定有所變化,且目前的實證研究中鮮有應用第三次經濟普查數據①的分析,因此,本文的實證研究擬基于新的產業界定標準、新的數據源和新的分析方法進行。
2研究方法及數據選擇
2.1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過經濟普查數據獲取從業人員空間分布信息,將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員分布抽象概括為“點模式”,進而分析總結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分布特征,基于此,選擇基于距離的函數,研究不同尺度上的空間集聚現象。與其他單一距離分析工具的不同,Ripley’sK(r)屬于多距離空間聚類分析,能用來描述要素質心的空間聚集或分散的程度。Ripley'sK(r)函數通過對比每個點在其半徑r內的鄰居個數與期望鄰居個數,衡量點要素是否空間集聚,如果一個點的鄰居數比期望值高,那么該點及其周圍的鄰居是集中分布[11]。
2.2研究范圍界定與數據選擇
本研究選擇城六區和北京市域做空間單元集聚程度分析。其中,城六區包括東城、西城、海淀、朝陽、豐臺、石景山,北京市域包括東城區、西城區、朝陽區、豐臺區、石景山區、海淀區、順義區、通州區、大興區、房山區、門頭溝區、昌平區、平谷區、密云區、懷柔區、延慶區16個區。具體地,北京市域包括315個空間單元,北京城六區包括120個空間單元。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頒布的分類標準,對比兩次經濟普查數據,將生產性服務業的范圍進一步確定為,為生產活動提供的研發設計與其他技術服務、貨物運輸倉儲和郵政快遞服務、信息服務、金融服務、節能與環保服務、生產性租賃服務、商務服務、人力資源管理與培訓服務、批發經紀代理服務、生產性支持服務。
此外,由于經濟普查數據所對應的生產性服務業門類較多,為研究行業空間集聚一致性的需要,依據PeterHall[15],Friedmann[16],SaskiaSassen[17]等學者對世界城市等級與不同類型生產性服務業關系的研究,本研究嘗試對生產性服務業進一步歸類處理,即將具有一定勞動密集特點的貨物運輸、批發經紀等涉及的物流行業歸并為傳統生產性服務業;將具有高知識密集和高技術密集特點,在高等級城市呈現高度集聚的研發、信息、金融等歸并為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將商務、人力資源、節能、生產性支持、生產性租賃等具有一定知識和技術密集性,同時對城市等級依賴度不高的門類歸并為現代生產性服務業。
3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空間格局演進
基于Ripley'sL(r)函數,對兩次經濟普查各生產性服務業在市域范圍內空間集聚情況進行分析,其中縱軸是各街道(鄉鎮、地區)生產性服務業的L值,橫軸為距離。Crimestat軟件分析結果顯示,各類別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程度均高于隨機分布的最大值,并且全部通過檢驗,表明生產性服務業分布具有顯著的集聚特征。此前應用核密度和標準差橢圓的研究顯示,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具有空間分異性、行業分異性和行業間空間一致性等特點[18]。
進一步地,基于Ripley'sL(r)函數的分析,整體看,二經普和三經普期間,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呈現“圈層+極化”的布局特征,拓展了已有關于北京市服務業地域分工[19]的空間分布研究。具體地,Ripley'sL(r)曲線先上升后下降,說明兩次經濟普查期間,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分布基本保持相似狀態,即隨距離市中心增加而集聚程度先增加后降低的規律,且兩次經濟普查均顯示,在距離市中心45公里以外的范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程度趨于不變。
從曲線中峰值高度看,兩次經濟普查期間發生了較大變化,三經普的結果顯示,無論是生產性服務業整體,還是研發設計、金融服務、信息服務業、商務服務等四類代表性產業門類,以及傳統生產性服務業、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等三類綜合服務業門類峰值高度較二經普相比有一定程度降低,說明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程度有所減弱。
從峰值變化幅度看,四類代表性服務業中,商務服務業峰值下降幅度最大,金融業下降幅度最小;傳統生產性服務業下降最大,高端生產性服務業下降幅度最小。從曲線中峰值出現的距離看,兩次經濟普查期間也發生了較大變化,三經普的結果顯示,生產性服務業整體出現的距離較二經普提前,說明生產性服務業總體有向心集聚趨勢;研發設計、傳統生產性服務業、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峰值出現的距離延后,說明這些生產性服務業門類有向外擴張趨向;金融服務、信息服務業、商務服務和現代生產性服務業整體峰值呈現的距離在兩次經普期間較為接近。
4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空間布局演變的影響因素
4.1研究假設
基于以上文獻梳理,參考趙新正等人已有研究[20],本文對生產性服務業空間布局演變影響因素的分析主要考慮三個維度。
一是傳統區位因素,作為一種產業類型,傳統的區位因子如運輸因子、勞動力因子、市場因子等均不同程度的影響其區位分布。具體地,本研究中傳統區位因素變量組主要考慮郵區內的路網密度(X1);預期回歸系數為正。郵區中心到最近地鐵站的距離(X2);郵區中心到中軸線中心的距離(X3);郵區中心到高?蒲性核械氐木嚯x,主要考慮中關村高?蒲性核械(X4);郵區中心到制造業中心的距離(X5);郵區中心到機場的距離(X6),以上五個變量預期回歸系數為負。
二是政策因素,主要包括兩類,第一類是政策新區(X7)①,包括高端產業功能區(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商務中心區(CBD)、金融街、奧林匹克中心區、臨空經濟區等),高端產業新區(通州高端商務服務區、新首鋼高端產業綜合服務區、麗澤金融商務區、懷柔文化科技高端產業新區),以及特色功能區(北京新機場臨空經濟區、北京科技商務區(TBD)、海淀北部生態科技新區、環球主題公園、中關村軟件園、北京保險產業園、北京高端制造業(房山)基地、北京基金小鎮、北京通用航空產業基地、密云生態商務區、延慶現代園藝產業園)等。
第二類是發展區(X8),由三個功能區構成②,即首都功能核心區(東城、西城),城市功能拓展區(朝陽、海淀、豐臺、石景山),城市發展新區(通州、順義、大興、昌平、房山),預計兩個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三是集聚因素,變量包括二經普、三經普期間生產性服務業及具體三類產業類型的集聚度③,具體為,二經普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度(X9);二經普高端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度(X10);二經普現代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度(X11);二經普傳統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度(X12);三經普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度(X13);三經普高端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度(X14);三經普現代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度(X15);三經普傳統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度(X16),預計變量的回歸系數為負。其中,由于時間上的先后次序,第三次經濟普查的集聚度對第二次經濟普查無影響。
4.2模型構建
本文以第二次經濟普查的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員對數值為因變量,兩次經濟普查其他類型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員對數值及其集聚度(局部Moran’sI值)為自變量,采用逐步回歸的方式,測度行業間集聚程度的相互關系。在進行空間分析前,首先利用全域和局部Moran’sI指數判斷變量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在空間橫截面數據模型中,空間相關性可以通過兩種方法處理,一是在回歸模型中引入空間滯后相關變量,二是在回歸模型中加入殘差結構特殊形式,前者即空間滯后模型,適用于測度空間互動關系的存在性及強度。
5結語
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生產性服務業是“全球產業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加快該產業發展可以“有效激發內需潛力、帶動擴大社會就業、持續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于引領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提升”。
隨著生產性服務業取代制造業成為大城市的主導產業,其空間分布和集聚形態的發展變化也影響、甚至決定了城市空間結構的演進;趯嵶C分析結果,針對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產業發展和空間布局規劃,應從影響因素著手,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格局(包括集聚水平、集聚區位、集聚過程等)進行科學引導:首先,應統籌地鐵等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發展、空間規劃的關系,并有序安排。兩次經濟普查分析結果顯示,距離最近地鐵站的距離(X2)對所有類型生產性服務業均具有重要的負向影響,直接的政策含義是,可以通過地鐵規劃和建設引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
生產性服務業是北京市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因此,地鐵不僅從職(就業)住(居住)半徑角度影響人們微觀決策,也從職(就業)住(居住)可能性和可行性角度左右城市的空間走向。北京市是中國目前在建城市軌道交通線路最多、日均客運量最大的城市①。與其他交通工具相比,軌道交通具有運量大、速度快、準時等優點,目前的建設規模和速度,帶來了城市內部的通勤時間節約、交易成本降低等諸多益處,但同時應預見軌道交通對城市主導產業集聚的影響并科學規劃。其次,應統籌生產性服務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的經濟關聯,并以此為基礎規劃產業空間布局。
生產性服務業是從制造業內部分離出來,服務于制造業并貫穿于制造業企業生產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各環節中的新興產業門類。以城市為單元的實證研究認為,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促進了制造業的增長,同時,制造業的增長顯著促進了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且生產性服務業內部各部門與制造業均呈現互動發展關系[25],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存在協同集聚[26]。
但本文研究結果顯示,北京市域內部第二次經濟普查和第三次經濟普查期間,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業空間布局的影響均不顯著。政策作用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影響結果顯著,其中,在第二經濟普查期間表現為發展區(X8)的顯著正向影響,在第三次經濟普查期間,表現為政策新區(X7)和發展區(X8)的共同正向作用。相比于傳統產業,生產性服務業涉及了研發、信息等高端產業門類,在發展過程中需要相應扶持政策促進成果項目的產業化,同時,也應認識到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存在客觀規律,從生產性服務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的經濟關聯著手,統籌規劃產業布局,通過相關產業的協同集聚充分發揮規模經濟、集聚經濟和范圍經濟優勢,實現生產性服務業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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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生產性服務業空間格局演變的影響因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