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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5-02-05 17:35所屬平臺：學報論文發表咨詢網瀏覽： 次
[摘 要]抗日戰爭時期是黨的群眾路線理論發展成熟并逐漸運用于實際的關鍵階段。面對日益緊張的戰爭形勢，中國共產黨在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基礎上，提出了堅持走群眾路線的思想，并在這一思想的指向下開展了一系列實踐活動。例如，為壯大抗日隊伍，建立
[摘 要]抗日戰爭時期是黨的群眾路線理論發展成熟并逐漸運用于實際的關鍵階段。面對日益緊張的戰爭形勢，中國共產黨在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基礎上，提出了堅持走群眾路線的思想，并在這一思想的指向下開展了一系列實踐活動。例如，為壯大抗日隊伍，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保障前線及后方的經濟供給，在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并組織群眾開展大生產運動;為純潔黨的思想、堅定革命信念，在全黨進行了較大規模整風運動�？梢哉f，抗日戰爭時期黨群眾路線的實踐，為最終贏得戰爭的勝利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為推進改革開放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關鍵詞]學報論文投稿,抗日戰爭,群眾路線,實踐
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一條以依靠群眾、服務群眾為核心宗旨的工作路線。1929年9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眾路線”的概念。之后，隨著黨革命事業的不斷推進，群眾路線理論也逐漸成熟與完善。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豐富和發展群眾路線內容的基礎上，更是將這一理論應用到了革命戰爭的實踐中。
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黨的群眾路線理論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生動實踐。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依靠政府軍進行單方面作戰的方法很難在短時間內取得成效。只有放手發動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戰，才能最終贏得戰爭的勝利。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各界群眾及愛國人士長期不懈努力的結果。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蠶食，1933年1月，毛澤東與朱德發表題為《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發動群眾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張。1935年8月，中國共產黨又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確表達了愿同國民黨政府攜手合作、共同救國的愿望。12月9日，北平學生發起了愛國救亡的“一二九運動”。運動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與響應，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確立。同年12月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指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1)瓦窯堡會議明確了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標思想，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正確立提供了可靠的理論依據。
然而，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蔣介石卻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共產黨進行瘋狂圍剿。嚴峻的戰爭形勢，激起了許多國民黨愛國官兵的抗戰熱情。為逼蔣抗日，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高級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及國民黨軍政大員幾十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最后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協調下，事變以和平的方式予以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點，對于形成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重大意義。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由此揭開。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即通電全國，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2)同年8月，在陜北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以及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毛澤東就目前國內形勢在會上發表了講話，并起草了一份題為《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澤東指出，“單純的政府抗戰只能取得某些個別的勝利，要徹底地戰勝日寇是不可能的。”“必須拋棄單純政府抗戰的方針，實現全面的民族抗戰的方針。政府必須和人民團結起來。”(3)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宣言發表的第二天，蔣介石即發表了關于國共合作的談話，這標志著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統一戰線的確立扭轉了國內的戰爭形勢，將抗戰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中國的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關鍵一點就在于我們黨從一開始就建立起了一條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武裝群眾的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不論是在抗戰初期的戰略防御階段，還是后期的相持反攻階段，統一戰線思想始終貫穿其中，成為推動抗戰一步一步走向勝利的關鍵。尤其在后期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情勢下，廣大人民群眾給予了共產黨最堅定的支持。
二、確立“三三制”政權
“三三制”是中國共產黨在敵后根據地建立的，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制度。它的確立調動了廣大群眾的抗戰積極性，壯大了抗戰隊伍，為贏得抗戰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1940年7月，毛澤東在為延安《新中華報》撰寫的文章《團結到底》中，第一次提出了“三三制”的概念。事實上，早在3月份《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就已經對“三三制”政權的內容進行了初步地闡述。“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4)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我們黨政權建設中所具有的民主思想，是進一步鞏固并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大法寶。
“三三制”的核心目標在于最大限度地團結各階級階層，動員最廣泛的力量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其中，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力量、孤立頑固派，是實踐“三三制”政權的重要原則。毛澤東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對這一指向原則進行了較為細致的闡述。“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地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全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等的民眾運動，就是爭取全國的知識分子，就是擴大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人民中間去。”“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紳士，爭取地方實力派。”但在同頑固派斗爭的過程中，毛澤東強調，要注意區分頑固勢力中的抗日派與降日派。對于抗日派要積極爭取，對于降日派則應堅決打擊。(5) “三三制”政權一經提出，便得到了社會各界群眾的廣泛支持。各根據地也都積極響應，晉冀魯豫、晉西北、山東等根據地先后建立起了“三三制”政權，并取得了顯著成效。一些潛逃至敵占區的地主鄉紳開始回鄉，并在黨的領導下幫助當地群眾一起恢復發展生產。群眾的隊伍更加團結，也更加民主�？梢哉f，“三三制”的建立，不僅成功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戰積極性，鞏固了統一戰線，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發展了根據地的民主政治，為爭取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三、組織大生產運動
加強根據地生產建設是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物資保障。一方面，充足的物資補給是確保前方戰事順利的關鍵;另一方面，在生產建設過程中滿足群眾基本需求，改善群眾生活水平，將有利于激發群眾的革命熱情，維護根據地政權的穩定。
組織動員廣大干部群眾開展大生產運動，是加強根據地生產建設的集中體現�？箲疬M入相持階段后，在日軍“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政策的引誘下，國民黨內部出現了消極抗日的情緒。黨內頑固派勢力逐漸占據上風，并加緊了對一系列反共活動的策劃與實施。1939年初，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這一政策的指示下，國民黨政府開始派重兵對中央陜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為戰勝眼前困境，最大限度地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決定在陜甘寧邊區開展以經濟自給為主要目標的大規模生產自救運動。
1939年1月，在陜甘寧邊區召開的第一屆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口號。同年2月，在延安軍民生產動員大會上，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在嚴重的困難面前，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我們的回答是‘自己動手’。”(6)于是，一場軍民大生產運動就此拉開序幕。為更好地激發群眾的生產熱情，陜甘寧邊區政府還制定出了《陜甘寧邊區人民生產獎勵條例》、《督導民眾生產勉勵條例》等獎勵措施，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也親自參與到生產勞動中。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大生產運動取得了頗為顯著的成效。“全邊區機關、部隊、學校‘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一面生產’，實現了蔬菜全部自給，糧食也實現了部分自給，最低達到15%，最高達到40%以上。”(7)
大生產運動中取得的積極成果，對黨和廣大人民群眾形成了巨大鼓舞。為穩中求進保存勝利果實，毛澤東在《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中又進一步提出了明確指示，要求“各級干部要重視對黨政軍群眾、人民群眾等廣大勞動力的組織，注重全面發動群眾生產運動，并在運動中，將實行按家計劃、勞動互助、獎勵勞動英雄、舉行生產競賽、發展為群眾服務的合作社等各項政策落到實處。”(8)
大生產運動是我們黨發展史上一筆寶貴的財富。它不僅打破了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抗日根據地、扼殺共產黨力量的企圖，拯救了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危機，同時它還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促進了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在黨的歷史進程中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四、堅持貫徹“減租減息”政策
“減租減息”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為調節農民與地主間利益關系而制定的一項土地政策。該政策的實行，不僅有利于改善根據地農民的生活狀況，緩解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同時又照顧了地主富農的利益，從而充分調動雙方革命生產的積極性，為贏得戰爭創造有利條件。
實際上，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就已經遵循“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原則，將減租減息思想初步運用到了土地改革的實踐中。但是到土地革命后期，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中日矛盾逐漸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建立起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迫在眉睫。為最大限度地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1937年2月，中國共產黨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一文中，對減租減息政策進行了部分調整，提出“在全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主張。同年8月，在洛川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中，提出了進行“減租減息”、“改良人民生活”的主張，并決定將減租減息作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基本政策。最初，這項政策只在少部分地區實行�？箲鸨l后，隨著敵后根據地的不斷開辟，減租減息作為調動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與革命熱情的一種重要手段而被廣泛應用。
減租減息的根本的目的在于調和農民和地主兩大階層的矛盾，消減對立抵觸狀態，使其團結一致，共同御敵。針對減租減息的具體內容，毛澤東在其文章《論政策》中有過簡要介紹，“一方面，應該規定地主實行減租減息，方能發動基本農民群眾的抗日積極性，但也不要減得太多。另一方面，要規定農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權和財產所有權仍屬于地主。”(9)減租減息政策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根據地農民的負擔，使其在生活上有了保障。經濟上的刺激極大地調動了群眾的抗日積極性，許多農民自愿參加革命，革命隊伍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壯大。
減租減息政策是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各項建設的一項有效舉措。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它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農民的生活質量，將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與革命熱情充分調動了起來。另一方面，它極大地促進了黨的政權建設，增強了廣大群眾對共產黨的認同與信任，為今后相關工作的開展提供了重要參考。
五、開展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針對黨內一些不良作風進行的一次重要的思想教育活動。整風即整頓黨的作風，其重點就是要求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原則，處理好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以及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等問題。
整風運動首先從黨的高級干部開始。1941年初，中共中央組織黨內一百多名高級干部在延安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及黨的一些重要文件。同年5月，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就目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態度和主觀主義作風進行了嚴厲地批評。“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于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于中國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10)隨后，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又嚴厲地指出了黨內存在的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問題，并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目標。1942年6月8日，中央宣傳部又發出了《關于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同時軍委總政治部也發出指示，要求全軍上下都要進行整風學習運動。延安整風自此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普遍開展起來。直至次年6月，整風運動基本結束。 整風運動是在全黨全軍進行的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不僅肅清了黨內存在的不良風氣，糾正了部分黨員干部的錯誤思想，同時對于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判與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的形成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發展變革的決定性力量。沒有千千萬萬具有革命覺悟的群眾，就無法凝聚強大的革命力量;沒有群眾堅定的革命信念與偉大的犧牲精神，就難以鑄就無堅不摧的民族意志，抗戰也就無法在短時期內取得勝利。群眾路線理論在這一時期的成功實踐，不僅孕育了抗日戰爭的輝煌戰果，同時也為今后黨事業的發展進步提供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頁。
[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5，356，742，745，746，767頁。
[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799，911頁。
[4]張建儒、楊健.陜甘寧邊區的創建與發展[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0，71頁。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頁。
(2)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頁。
(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356頁。
(4)《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42頁。
(5)《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45，746頁。
(6)張建儒、楊�。骸蛾兏蕦庍厖^的創建與發展》，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0-71頁。
(7)張建儒、楊�。骸蛾兏蕦庍厖^的創建與發展》，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頁。
(8)《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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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報論文投稿抗日戰爭時期黨的群眾路線實踐研究》